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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越长坂雪山

2016-10-27 14:40:37来源:南京日报作者:邓玉平

9月,我又去了雪山。

这是一种向往,一种仰望。

长坂雪山,位于四川阿坝红原县与黑水县之间,又名雅克夏山,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,于1935年7月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,红四方面军也几度翻越此山。山顶上有座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。

来到山脚下的刷经寺镇,我们买了三个氧气瓶备用。

清晨,五人二马,带着行李、干粮、水和氧气瓶出发了。

藏族向导索仁达吉,汉姓孙,据孙大爷介绍,山的南面坡度平缓,路远;北坡陡峭,路近。我们从刷经寺沿北坡上山。年轻向导谭雄称:“雪山垭口罕有人行,这一路上去,我要用3个小时,你们得翻倍。”几年前他从北坡过来时,还摔死一匹马。

长坂山垭口海拔高于中央红军翻越的夹金山(4114米)、梦笔山(4080米)。童小鹏《红军长征日记》写道:“上山时,并不象上夹金山那样费劲,这道理我也莫名其妙。”这也许与“高差”有关。夹金山下硗碛海拔2000米,与夹金山垭口高差2000多米,爬起来自然更加困难。而刷经寺镇海拔约3300米,与长坂山垭口高差在1000多米左右。

我拄着拐杖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梁上行走,已有高原反应,头晕腿软。翻过一道陡峭的山梁,缓缓上行,遇到当地几位年轻教师,于是同行。

脚下没有雪,远处群山冰雪晶莹。山势越来越陡,空气越来越稀薄,气温也越来越低。我气喘吁吁,冻得直打哆嗦。队友脱下冬衣,给我挡风寒。

我曾经拜访过240多位老红军,过雪山,是他们一段让岁月的流水无法涤去的记忆。

女红军杜文凯告诉我说:“上雪山时遇到下冰雹,戴的斗笠都打穿了。我们晚上挤在雪洞里,用体温相互取暖。早上吹哨子集合,两个大姐坐着不动,我推了推她们,才发现已经僵硬了。”

“我看见老乡战友打着寒颤,立即脱下藏族大妈送给我的衣服给他穿上,他还是断气了。那位用一碗热开水救过我命的老战士,滑倒后滑下山崖没了踪影。回望雪山,随处依稀可见一些黑点,那都是牺牲的战友,与雪山融为一体了。”老红军何纯尧热泪长流地说。

我的父亲邓志云说:“上雪山后,我实在走不动了,就想休息一会儿。红军总部二局蔡威局长见了大声喊,不能坐下!要勇敢地向前走啊!他过来拉着我的手向山顶爬去。但是,这位对战士关怀备至的首长,却长眠在长征路上了。”

“能走就走不停步,千万千万不停步。”我不断地默默背诵老红军的话,给自己打气,努力跟上队友的步伐。

翻过陡坡,沿着狭窄的小路上行,一侧山势陡峭,另一侧是万丈悬崖。到了海拔4000米左右时,我不由得头昏、胸闷、腿软,呕吐不已,“闷山”了。

孙大爷见状,急得老泪纵横,拿出氧气瓶让我吸氧,小谭到处搜集枯枝树丫,不顾手指划破流血,点起篝火为我取暖。好一阵子,我才缓过劲儿来。

队友不让我继续上行。可是,抬头就望见云雾缭绕的山顶,“我爬也要爬上去祭拜红军烈士,不然会后悔一辈子的!”我执意苦苦相求。

“还是让她再试一试吧。”孙大爷由开始的不同意,转为帮着说情。

下午2时过,我们终于到达海拔4392.5米长坂山垭口的红军烈士墓旁。

我又半昏迷状,吸入第三瓶氧气后,稍有复苏。孙大爷和队友搀扶着我,站立起来。

关于长坂雪山红军烈士墓,《红原县志》有介绍:1952年7月,解放军某部翻越垭口时,发现12具排列整齐的完整遗骨,一律头北脚南,旁边还有皮带环、铜扣之类军用品。据记载,国民党军从没上过山,判断为红军建制班,夜宿雪山,因低温、缺氧窒息而亡。红原县政府后来就地掩埋尸骨,并立碑建起这座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。

一阵悲凉,从心中涌起一直蔓延到我的双眼。

拔去枯草,把冰凉的墓碑轻抚;点燃心香,将洁白的哀思轻铺:“没有人知道你们的名字,但知道你们叫红军。你们长眠在高耸入云的雪山之巅,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。”

我看见,同行的女教师们也在悄悄抹泪。

谁说苍天无情,晴朗的天空突然落泪了,雨夹着雪珠,落个不停。

登上烈士墓旁的垭口,到达此行最高点,GPS显示:海拔4459.5米。我们的队旗,插在了长坂山上。

下山时,不能从来路陡峭的山脊返回,只能沿坡度较平缓的南坡马塘河走山谷。

那匹名叫“梅隆”(藏语:花脸)的马,驮着“一摊烂泥”的我下行。山谷中到处是森林和灌木丛,孙大爷牵着马走在前面,不断地用一根小树枝拨开荆棘。我难受至极,一分一秒地咬牙坚持着。父亲说过:“没有蔡局长和战友的关心照顾,我不可能翻越雪山。”而今天的我,没有向导和队友的照顾,也是不可能翻越雪山的。

雨雪中,没有路的“路”上泥泞不堪。一行人唱起了《过雪山草地》的歌曲,跌跌撞撞,终于赶在天黑前,到了山脚下。

我立即被送到70公里外的州医院重症监护室……经过治疗,医生放行,我与队友又继续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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